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开性 公开类型 公法文化 法治现代性 治理 。

第一种是改革先锋，以安徽省为代表，第二种是改革的顺应者，以山东省为代表，第三种就是改革的抵制者，则是以黑龙江省为代表的。[58]而且，即便是在强调中央权威时，邓小平还是指出："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中国是一个清一色的单一制国家，将会很难治理。[34] 例如，在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时曾指出，"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就此而言，北京与香港、西藏或山东不会是均质性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宪制关系必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逻辑。

[29] See, e.g., Pamela Kyle Crossley, 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9, 2011.[30] Robert Nozick, supra note 4，关于定型化（patterning）的问题，可参见页155-160。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的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三是，虽然八大党章称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但是由于国家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和政治机制，以确保任何中共党员尤其是其领导者违反任何法律都可以追责，因此对于领导者以及执行其指示的一般党员而言，仅仅是一纸弱弱的说法而已。

10月19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公安部门又是党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第十九条）。来源: 《炎黄春秋》责任编辑：蒲文昕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可见，说遵守国家的法律，不等于就说包含遵守宪法。

二、党在法下，是八二宪法极其重要的原则党在法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在1949年之后同样经历三十多年的曲折，才成为立宪者的共识、全民的共识，最终在八二宪法中得到体现。也正因为政党的这些特点，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说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之民间性或者说非政府性的准确描述。

八二宪法通过规定各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条文中不再把任何政党作为国家机构等方式，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个关键的宪法原则。这块基石的奠立，从其过程来看，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共识，是全民讨论后的共识，也是三千余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共识——因为表决通过八二宪法时，发出的3040张表决票里，只有3张弃权票，无一人投反对票。其序言说，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按照这些规定，党不就成了国家权力机关了吗？而且还是凌驾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太上机关哩，大概该称之为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吧。

（一）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都未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共同纲领》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声言自己可以是高踞法上的特权党，允许可以存在凌驾法上的党派成员。否则，中共中央发动的反右、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就搞不起来。修改草案采用了前一种形式，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而不是写在具体条文里，这样做，可以避免把党写成一个国家机构，避免前两个宪法出现过的毛病。

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二条第一款）。自1956年以来的历部中共党章，都有党员要交纳党费的规定。

因为33名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中，公开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就有20名，除了饶漱石和高岗外，其余18人均为八大代表，且不是被选为中央委员就是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八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全是当年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而毛泽东更是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都亲自参加了讨论。依照八二宪法，执政地位的获得，须不断地通过法定程序来一届届地予以确认。

同年10月1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不仅在其特作如下规定里有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等表述，而且规定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经过研究，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四是提出了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必须追究。这一点，也为各政党所认可、所宣示。也有的提出，可以在条文中规定党的领导，同时规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行党的领导。

1970年中共中央成立的修宪起草委员会，其57名成员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且党内职务最低的一人也是候补中央委员。特别是1975年宪法有一条，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上，刘少奇主张人治，说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之职权，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1982年9月，彭真在同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谈话，在谈及有人说宪法规定得挺好，就怕将来不能执行的问题时说：提这个问题的不少，可以在宪法修改草案说明里讲。可以说，无论是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无法从中看出制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机制和程序在哪里。

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又进而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入党章（此后无论党章做何修改，这一点一直未变），同时将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为党员义务（一）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都未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共同纲领》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之前，中共十二大报告就说：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修改草案采用了前一种形式，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而不是写在具体条文里，这样做，可以避免把党写成一个国家机构，避免前两个宪法出现过的毛病。党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这次的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我们研究认为，写上这一条好是好，就怕做不到。

依照五四宪法，宪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不涵盖宪法。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毛泽东则称，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五四宪法只规定了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而没有提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之职权，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是提出了党、国有别。（三）八二宪法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

就连多次引用过恶法胜于无法这句法谚的董必武也称，不要以为新法律尚不完全，旧法律不妨暂时应用。这些表述，不仅确立党在法下原则，而且还将护宪规定为一项政党义务，一项不容推卸的职责。

五四年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党化色彩之浓，以至于把中国共产党也写成了国家机构——这等于是通过宪法对一个政党做出了永久性的执政授权，在中国的所有成文宪法中，这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宪法史上也属罕见。即使是1977年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虽然仍自我授权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及民兵，……都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但也还是提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做到遵守……国法。